120人植入,脑机接口的“临床元年”到底成色几何
中国脑机接口植入超一个月且未取出的患者约120人,洪波据此将2026年称为“临床应用元年”。本文拆解这个数字背后的真实进展:博睿康拿到全球首张侵入式注册证并开出12张处方,北脑一号和阶梯医疗分别以硬膜外和全侵入路线积累40余例植入。但120人不是商业化用户,注册证、处方、报销和长期信号稳定性之间还有巨大鸿沟。文章用一张对比表厘清三条技术路线的差异,并回答脑机接口离普通人到底还有多远。
120人植入,脑机接口的“临床元年”到底成色几何
120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个被重新定义的统计口径
120人,这个数字本身并不构成“元年”的证据。真正值得拆解的是它背后的统计口径。2026年11月13日,临港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洪波在浦江创新论坛脑机接口大会媒体通气会上给出的表述是:中国植入脑机接口时长超过一个月且未取出的患者人数在120人左右。这里的关键词不是“120”,而是“超过一个月且未取出”。

这个限定条件把统计对象从“做过植入手术的人”收窄为“设备仍在体内的人”。两者的差别是实质性的。脑机接口领域过去并不缺少“首例”新闻:某医院完成首例植入、某团队实现首例意念打字、某患者术后成功控制机械臂。但这些首例往往缺少后续信息——设备是否还在工作,患者是否仍在受益,信号质量是否稳定。一次性演示和可随访的临床存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证据等级。
“超过一个月且未取出”这个口径,第一次把行业关注点从“能不能植进去”拉回到“能不能留在体内”。一个月的时间跨度本身不算长,但它足以过滤掉那些术后短期取出、因感染或排异终止试验的演示性案例。留下来的120人,构成一个可以追踪、可以随访、可以评价长期安全性的样本池。
从“首例”到“存量”的认知切换
这个口径还有另一层含义:中国脑机接口的叙事重心正在从“首例突破”转向“存量积累”。首例突破的价值在于证明技术可行性,存量积累的价值在于暴露系统性问题。120人分布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技术路线、不同的适应症上,这意味着后续可以观察到的不是单一案例的成功,而是设备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故障率、信号衰减曲线、组织反应差异。
但必须说清楚,“未取出”不等于“功能稳定”。设备留在体内,可能是因为它仍在工作,也可能是因为取出手术的风险高于留置的风险。这120人后续的神经信号质量是否衰减、能否支撑长期交互需求、患者是否获得了可测量的功能改善,目前没有公开数据支撑。把“未取出”直接等同于“临床应用”,中间还隔着一段相当长的验证距离。

洪波在同一场合还给出了另一个判断:今年是“临床应用元年”。这句话与120人的数据并列出现,但性质不同。前者是基于掌握情况给出的不完全统计,不是全国登记数据,也不是监管机构发布的口径;后者是专家对阶段特征的判断,不是官方认定。把两者混在一起读,容易把“有120人带着设备生活”误读为“脑机接口已经进入临床应用阶段”。实际上,这120人大多仍处于临床试验或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框架内,距离拿到注册证、进入常规医疗流程,还有不小的距离。
三条路线抢跑,谁离“应用”最近
博睿康的注册证是分水岭吗
博睿康是目前唯一走完注册—处方—报销链条的企业。其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于今年3月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适应证限定为符合条件的颈段脊髓损伤患者,通过读取脑信号控制气动手套完成抓握。7月在上海开出首张处方,截至通气会披露时点已开出12张商业应用处方。这个数字本身不大,但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脑机接口从科研项目推进到了可开具处方的医疗产品范畴。上海“沪惠保”已将该产品纳入报销范围,最高报销30%,全国超过20家医院开设了脑机接口相关门诊或病房。

如果把注册证视为分水岭,博睿康确实跨过了那条线。但“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注册证”的表述来自企业和受访方,并非行业公认的第三方结论。12张处方相对于120人的植入存量,转化率约为十分之一,说明注册证解决的是“能不能卖”,还没有回答“多少人愿意用、多少医院能常规开展”。
硬膜外与全侵入的路线之争
三条主要路线的成熟度差异,从下表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 企业 | 技术路线 | 植入例数 | 注册进度 | 商业化状态 |
|---|---|---|---|---|
| 博睿康 | 侵入式(手部运动代偿) | 未单独披露 | 已获三类注册证 | 12张商业处方,沪惠保最高报销30% |
| 北京芯智达“北脑一号” | 硬膜外半侵入 | 40余例 | 注册临床试验入组完成,计划2027年申报 | 尚未进入商业销售 |
| 阶梯医疗 | 全侵入式 | 42例长期植入 | 未披露注册时间表 | 尚未进入商业销售 |
北脑一号的硬膜外方案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不穿透脑组织,创伤和感染风险相对可控,代价是信号分辨率低于全侵入式。其40余例植入全部处于注册临床试验框架内,入组虽已完成,但注册证要等到2027年申报之后才可能有结果。阶梯医疗的42例长期植入在数量上是全侵入式路线中最多的,来源称其为“当前全球长期植入患者最多的全侵入式脑机接口企业”,但同样没有独立第三方验证,也未见注册申报时间表。
这意味着“临床应用”在不同路线上的含义并不相同。博睿康的临床应用指向可处方的医疗器械;北脑一号的临床应用还停留在注册临床试验的完成度;阶梯医疗的临床应用更多体现为长期植入经验的积累。三条路线抢的是同一个赛道,但跑的是不同赛段。

“元年”是事实,还是口号
政策与资本的双重推力
“临床应用元年”这个说法并非凭空而来。它首先对应着一个具体事实:博睿康在2026年拿到了脑机接口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并开出了首批处方。注册证意味着产品不再只是临床试验中的研究器械,而是可以进入医疗采购和处方流程的合规商品。处方则更进一步,说明有医生在真实诊疗场景中做出了使用决定。这两件事在脑机接口领域都是第一次发生,构成了“元年”最实质的支撑。

政策端的动作同样在跟进。上海“沪惠保”已将脑机接口相关产品纳入保障范围,植入者最高可报销30%。这个比例不算高,但方向意义明确:支付方开始承认这项技术的医疗属性,而不再把它当作纯自费的前沿消费。与此同时,全国已有超过20家医院开设脑机接口相关门诊或病房。门诊的存在意味着患者有了稳定的求助入口,也意味着医院开始为这项技术配置人力、场地和流程。
但这些进展需要放在正确的刻度上衡量。注册证目前只对应博睿康一家企业、一个具体产品;处方数量据披露仅12张,远未形成常规医疗量级;沪惠保的30%报销上限也意味着患者仍需承担大部分费用。政策在降低门槛,但门槛本身依然很高。
从临床试验到真实应用的三道坎
从“能植入”到“能持续用、能报销、能复制”,中间隔着三道坎。
第一道是数据生态。洪波本人指出,脑机接口数据生态的建立将是产业成长的下一个“拐点”,但目前仍面临数据孤岛、标准缺失、算法泛化不足、应用未形成闭环等瓶颈。不同团队采集的神经信号格式不一,标注方式各异,算法在A患者身上调好的参数搬到B患者身上往往需要重新训练。没有统一的数据基础设施,每一例植入都像是一次性手工定制,成本降不下来,经验也无法沉淀。
第二道是商业化规模的验证。约120人的植入规模不等于商业化用户规模。完成植入、开展临床试验和获批上市是不同阶段。120人中绝大多数仍处于研究框架内,真正的付费用户——即自己或保险承担费用、以治疗为目的使用产品的人——数量远小于这个数字。12张处方是更接近商业现实的指标,而它显然还撑不起一个“元年”应有的市场体量。
第三道是应用闭环。植入设备能读取信号只是起点,信号能否稳定转化为患者可用的功能,功能能否融入日常生活,日常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能否得到及时维护,这些环节目前都还没有形成完整链条。洪波所说的“应用未形成闭环”,指向的正是这个问题:一项技术可以在演示中成功,但只有在闭环中持续运转,才算真正进入临床。

“元年”的判断内部其实包含了对自身局限的承认。洪波在给出这个定调的同时,也明确列出了上述瓶颈。这意味着“临床应用元年”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标记——注册证、处方、报销通道在2026年同时出现,确实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但它不是终点,甚至不是商业化的起点,而只是从“能植入”向“能持续用”过渡的入口。
离普通人还有多远
短期能落地的场景很窄
如果一个人不是瘫痪患者,脑机接口在可预见的几年内几乎与他无关。目前唯一获批上市的侵入式产品,博睿康的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适应证被严格限定为符合条件的颈段脊髓损伤患者,功能是读取脑信号控制气动手套完成抓握。截至报道时点,这套系统开出的商业应用处方只有12张。12张处方意味着,即便在获批之后,真正进入常规医疗付费流程的患者仍然是个位数级别。

适应证之所以如此狭窄,不是监管保守,而是技术边界决定的。颈段脊髓损伤患者的运动意图在皮层仍然清晰可读,损伤发生在信号下行通路,脑机接口只需绕过损伤段,把意图重新翻译成动作指令。换成其他神经损伤或退行性疾病,信号源本身可能已经受损,算法无法稳定解码。洪波提到的算法泛化不足,正是这个问题的技术表述:一个在特定患者、特定任务上训练好的解码模型,换一个患者、换一个动作序列,性能就会明显下降。
这意味着植入人数继续增长,并不会自动扩大适用人群。120人分布在不同的临床试验和研究项目中,每个项目的入组标准、任务范式、设备参数都不相同。数据孤岛使这些经验难以汇总成可迁移的模型,标准缺失又让不同团队的数据连基本的可比性都难以保证。洪波将数据生态的建立称为产业成长的下一个“拐点”,逻辑就在这里:只有当数据能够跨中心、跨设备、跨任务流动,算法才可能从“个体定制”走向“群体适用”。在此之前,每一项新应用都像重新发明一遍。
长期想象与伦理边界
关于健康人通过脑机接口增强认知、直接下载知识的想象,目前仍停留在叙事层面。侵入式设备需要开颅手术,感染、出血、长期生物相容性等风险对健康人群完全不构成可接受的收益比。非侵入式设备虽然风险低,但信号分辨率远不足以支撑增强类功能。技术路线本身决定了,增强型应用在伦理审查和临床评价体系建立之前,不会进入任何严肃的产业化议程。
更现实的伦理问题已经出现在现有应用中。植入设备持续采集神经信号,这些数据属于谁、如何存储、能否用于算法训练、患者移除设备后数据如何处理,目前没有统一规范。上海“沪惠保”将相关产品纳入保障范围、最高报销30%,这是支付端迈出的实质性一步,但报销范围对应的产品、适应证和后续维护费用,公开信息并未完全厘清。支付通道的打开与数据治理规则的缺位同时存在,这是“临床尝试”与“规模化应用”之间最容易被忽略的落差。
脑机接口离普通人最近的距离,不是植入,而是作为旁观者理解这项技术正在经历的筛选过程:适应证在收窄,数据生态在搭建,支付通道在试探,伦理框架还在追赶。普通人真正需要等待的信号,不是下一个“首例”,而是第一份跨中心的数据标准,或第一版神经数据治理指南。当这些基础设施出现,才意味着技术从“能植入”开始向“能复制”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