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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写派专栏

日本把信息课纳入高考,但近800名教师没有资格证

SSuperAdmin官方主理人2026年9月25日AI 专栏 · SupaWriter 深度研究工作流生成

日本2025年起在高考新增信息科目,首考约30.2万人参加,制度覆盖迅速铺开。但文部科学省调查显示,公立高中近800名信息课教师未取得正规资格,师资短板和地区不平衡可能让改革流于应试。读者可从中理解:用考试补人才缺口,关键变量在考试之前。

日本把信息课纳入高考,但近800名教师没有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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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万缺口与一场考试的距离

日本经济产业省给出的预测是,到2030年信息技术人才缺口约45万人,其中AI方向超过12.4万人。另一组常被引用的数字更大——同一部门预计缺口最大可达79万人。两组数据来自同一机构,口径却相差近一倍,说明这类预测本身带有假设条件:经济增长速度、企业自动化替代节奏、外籍人才流入规模,都会改变最终结果。数字不必当作精确目标,但方向是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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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观的对比来自毕业生供给。有统计显示,日本全年大学毕业生中具备统计学等相关潜在技能的人数仅约4000人,美国为2.5万人,中国为1.7万人。这组比较未注明统计年份与口径,只能作粗略参照,但它指向一个结构性事实:缺口不是靠企业加薪挖人就能填上的,源头在高等教育之前的供给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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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日,日本政府在未来投资会议上确认了在“大学入学共同考试”中引进编程等信息科目的方针。安倍晋三在会上把AI和大数据等IT、信息处理素养称为未来时代的“读写与算术”,并表示要将信息科目作为类似国语、数学、英语的基础科目加入高考,不分文理促进学习。

选择高考作为抓手,逻辑在于它是日本教育体系里少数能同时撬动三件事的杠杆:高中课程设置、学生选课行为、学校资源分配。一门科目进入高考,学校就有动力开课,学生就有动力选课,家长也不会再把它当作可有可无的副科。政策制定者看中的正是这种传导速度——从中央方针到全国课堂,高考是最短的那条路径。

但路径短不等于距离近。方针确认只是起点,考试怎么考、课程怎么教、师资从哪里来,都还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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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指挥棒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

从必修到必考:时间表如何咬合

这套政策的传导链条在纸面上相当完整。2018年方针确认后,日本高中从2022年4月起实施新学习指导纲要,含基础编程的“信息Ⅰ”成为必修科目;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按计划参加2025年1月的高考。同年,实施多年的“大学入学中心考试”被“大学入学共通测试”取代,信息科目正是在新测试框架下新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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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与必考之间隔了三年,恰好是一届学生从入学到应考的时间。这个节奏经过了设计:先用课程纲要让学校开课,再让高考承接,避免出现“考了没教过”的断层。

指挥棒的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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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的考试给出了第一组实测数据。新增的“信息Ⅰ”满分100分,出题覆盖信息社会问题的解决、信息通信网络和数据的应用、计算机和编程、交流和信息设计四个方面;参加该科目考试的考生接近30.2万人。

这个数字说明传导链条的前半段是通的。一门科目进入高考,学校必须开课,学生必须应考,覆盖率不是问题。日本把信息学科纳入统考的目的,是培养能适应未来“超智能社会”的人才——从制度覆盖的角度看,第一步已经落地。

但覆盖率回答的是“多少人考了”,不是“多少人学会了”。30.2万人走进考场,只能证明考试制度已经铺开;他们是否真正掌握了信息素养,考试本身给不出答案。更现实的风险是,一旦考试内容偏重知识记忆,编程和信息课就可能被压缩成应试训练——背概念、记操作步骤、刷往年题型,与政策想要的“能适应超智能社会”相去甚远。

传导链条的第一环——课程和考试——已经打通,但第二环师资却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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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800名教师没有资格证:改革最硬的一环

师资缺口有多大

信息科进高考的传导链条上,课程和考试这一环已经打通,但第二环——谁来教——卡住了。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显示,截至2022年5月,公立高中4700多名信息课教师中,近800人未取得正规的信息学科教师资格。这个比例接近17%,意味着每六个信息课教师中就有一个没有对应的专业资质。

问题不只是当下的缺口。往前看,2015年的数据更不乐观:当时信息科5732名教师中,仅约20%只教信息科目;约五成兼任其他科目;三成没有信息科目资格证。七年过去,持证比例有所改善,但改善的起点太低,缺口依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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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两组数据放在一起,能看到一个结构性困境:信息课长期被视为“副科”,师资储备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主科标准建设。现在要把它提升到与国语、数学并列的位置,教师队伍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同等程度的升级。

有专家因此认为,信息学科现在进高考有点仓促,因为整体学科建设的基础还没打好,师资和教学环境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个判断的依据很直接:考试可以改变学生的学习动机,但改变不了站在讲台上的人是否具备足够的学科训练。

地区不平衡意味着什么

比总量缺口更麻烦的是分布不均。文部科学省的调查同时指出,师资力量存在地区间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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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大阪等城市圈,高中可能已经有足够数量的持证信息教师,甚至能开出编程选修课;但在偏远地区或小规模学校,信息课可能由数学老师或理科老师兼任,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信息学训练,只能照本宣科。

高考是统一标准,但同一张试卷面前,城市学生和乡村学生的起跑线并不相同。如果师资短板集中在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地区,信息科进高考可能不是缩小差距,而是把差距固化下来——有合格教师的学校学生得分高,没有的学校学生得分低,而分数直接关联升学机会。

这并非日本独有的问题。任何国家把新科目纳入高利害考试,都会遇到同样的约束:考试指挥棒能指挥学生学,但指挥不出合格的老师。

需要诚实对待的是,2022年的师资数据反映的是当时的状况,改革推进过程中可能已有改善。另外,未持证的教师未必教得差,资格证是准入标准,不是教学能力的唯一证明。但在一个即将纳入高考的科目上,大量教师缺乏正规资质,至少说明学科的专业化程度不足,教学质量的底线难以保证。

师资短板决定了这场改革的上限。考试制度可以在一两年内铺开,教师队伍的建设却需要更长的周期。如果这个周期跟不上考试节奏,信息科进高考就可能变成一场覆盖面广但深度不足的改革——学生考了,但没学到政策制定者期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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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之外:人才短缺的真正解法在哪里

社会观念与大学投入的惯性

考试指挥棒能改变学生的选课行为,却改不动更深层的东西。伊藤忠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赵玮琳在分析日本信息教育改革时指出,日本社会盛行文科,对理工科重视不够;学文科好就业,许多学生避重就轻,不愿费力去学理工科。日本科学技术国际交流中心理事长冲村宪树则从供给端给出了另一个解释:日本私立大学数量占大学总数的七八成,而私立大学对不赚钱的学科不愿投入。理工科需要大量实验设施和设备投资,学生数量又不多,私立大学缺乏动力。约三分之二的日本大学生攻读文科专业,整个社会缺乏理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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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因素相互强化。文科好就业,学生就不选理科;理科生源少,私立大学就更不愿投入理工科;理工科投入不足,培养质量上不去,反过来又削弱了理科毕业生的竞争力。考试改革能撬动的是最上面那一层——让学生在高中阶段接触信息科目,但它撬不动底下的循环。即便信息科进了高考,如果大学端的信息学科建设、产业端的信息类岗位供给没有同步跟上,学生学完信息课之后仍然可能流向文科专业。

考试能撬动什么,撬不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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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角拉开,日本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可迁移的判断框架。高利害考试是一种高效的供给端干预工具:它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一门科目的地位,让学校开课、学生选课、家长重视。安倍要求文部省等相关部门商讨普及强化信息教育的具体改革方案,并讨论在大学设立人工智能领域“学位项目”,说明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考试只是其中一环。有议员在未来投资会议上指出,人工智能已成为一大发展趋势,各国围绕AI人才展开激烈争夺,而日本相关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这种紧迫感解释了为什么选择高考作为突破口——它是最快的杠杆。

但快的杠杆只能解决快的问题。学习动机可以在一个考试周期内改变,师资培养需要数年,社会观念和大学学科布局的调整需要更长时间。承认这个时间差,不等于否定高考改革的短期价值。改革本身可能反过来推动观念变化:当信息科目成为高考必考,家长和学校对它的重视程度会上升,大学也会感受到生源结构的变化,从而重新评估信息学科的建设投入。考试在这里扮演的是启动器的角色,不是发动机。

回到更一般的逻辑:用考试解决人才短缺,成立的条件是短缺的原因主要在供给端的学习动机和课程覆盖。如果短缺的根源在产业结构、大学投入或社会评价体系,考试改革就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日本的信息科进高考值得观察,但把它当作人才短缺的完整解法,会高估考试的能力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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